​我所知道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概况 （作者冯璜）

我所知道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概况 （作者冯璜）

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起于何时？何人撮合？我未掌握确实资料。现只就我所知道的片鳞只爪，叙述出来，以供史学家的参考。

一九二六年我充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于同年五六月间从南宁出发北伐，经过贺胜桥、德安、王家铺、九仙岭等战役后，旅长李明瑞保升我为旅部中校副官长。同年十二月，我到南昌晤白崇禧，白要调我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卫士营营长，出发浙江，并向我表示俟克上海之后，就保送我和刘斐、王若愚、贾禄康等四人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从这点看，很难说当时白崇禧和日本帝国主义已否有了勾结。我那时候因为有事要回广西，所以没有随同出发。次年六月我到上海，听见白崇禧的幕僚们说，当东路军到达上海附近时，即准备向上海进攻，因受到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几经交涉，才得进兵，收复上海。但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革命时，白崇禧当上海卫戍总司令，又得到帝国主义给予种种便利，通过租界向共产党、工人群众、进步青年大肆屠杀。从这两件事看来，帝国主义对白崇禧之一拒一迎，颇耐人寻味。

一九二八年白崇禧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于是年冬季率部攻占平、津，消灭张宗昌数万大军于滦河西岸后，进驻唐山。这时，我和刘斐等四人因已考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回国向白崇禧汇报留学情况和请领次年学费，顺到北平观光，到唐山会见白崇禧。时白的部队正举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我见不少的外国武官随白往观。过数日白返天津住英租界租“利顺德”饭店，很多外国使领武官进出其间，特别与日本人为最活跃。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白的部队为蒋介石所收买，白崇禧从塘沽仓惶出走，搭日本船几经转折返回香港，李宗仁在上海，同样托庇于日本的掩护，逃脱蒋介石的魔掌，乘日本船逃到香港。假使李、白两人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勾结的话，日本人为什么肯做李、白的保镳?可以说新桂系和日本的勾结，这时候已经成熟了。

一九三一年新桂系在击败侵桂蒋军及云南侵桂部队后，广西地盘已经巩固。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也就逐渐频繁起来。首先是日本派驻广州领事清水、驻香港领事和孝次郎、原田等来到南宁；次是日本武官须磨弥三郎及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踵而来。有人说，土肥原之来广西，系由民族败类“猪仔议员”王乃昌(季文)的介绍。我以为新桂系和日本帝国主义既勾结于前，现在李、白站稳脚根，双方都会想旧欢重拾，王乃昌奔走其间，两边拉线，当然可以一拍即合。日本派来的特务当中，以土肥原为最活跃，李、白不但许可他坐汽车到各处参观军事学校、民团组织，甚至中学生集训处所亦给土肥原去看。日本特务们嫌汽车速度慢，李、白还供应飞机作交通工具。

继土肥原来广西的有日本陆军省外事课长喜多诚一大佐。他到桂林时，白崇禧曾设宴于风洞山为之洗尘，邀我作陪。喜多回去日本后的次年元旦，还寄有贺年片给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率领日本侵略军攻入热河的铃吉道中将亦继喜多之后于一九三三年来到柳州，下榻于航空处处长林伟成寓所，林还招待铃木吃两广特味“龙虎风”(即以蛇、猫、鸡为主味配以猪肉叫“龙虎凤”)铃木吃后赞不绝口。铃木还在柳州游览名胜两三天后才离去。此外还有一些所谓日本经济专家到过南宁，转往一些矿区视察。当时传说不久会有日本资本家来广西投资，开发矿业。

一九三四年，南宁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士毅(日本炮工学校毕业)和第七军参谋长郭凤岗奉李、白命以赴日本参观陆军“秋操”为名，乘机向日本购买大批军火。例如:山炮、步兵炮、重(轻)机关枪、步枪、弹药、工兵器材等。此外又由通讯兵团团长陈道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经手订购一批通讯器材。新桂系前前后后从日本购入大批武器器材多是旧货。举例来说:步枪是奉造的，把从张学良手中抢过来的武器卖给广西；电话机笨重不堪，只好用于固定的机关，绝不适合于极富机动的部队使用：其他如轻、重机关枪、步兵炮等也是旧品不是新的款式。

新桂系另外还向日本买到了一批飞机，计有“九一”式战斗机九架，“九二”式单座战斗机两架，“甲四”式战斗机十架。他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搞“人民政府”反抗蒋介石失败后，李济深曾于是年回来广西，李、白留他在柳州航空处宿舍住了数月才离去。不久，翁照垣(十九路军师长)也来柳州，翁在航空学校负责人设的欢迎宴会上说:“你们现在飞机太少，应该设法补充。‘福建人民政府’过去曾向日本订购有一批飞机，已给了三分之二的价款，你们仅须再付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买得到手”。林伟成听后，马上报告李、白，李、白同意这笔买卖，即刻叫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和十九路经手人接头，设法顶购。新桂系本来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了勾结；是日本军火商人的主顾，经过双方撮合，一说就成功。至于原十九路军向日本买机付过的价款若干、是否还要新桂系补偿，那就非作者可得而知了。听说这批飞机不但要付出高价，而且不配零件，俯仰由人，缓不济急；少数货品的交易，军火商又不在乎，所以坏了一架只好搁起，等到有第二或第三架机坏了，才将机件拆起来修配成一架完整的飞机。航空人员为了这批飞机伤透了脑筋,只有背后骂：日本资本家是“坏蛋”来泄愤。新桂系头目明知上了大当，但也不敢向日本提出交涉。这些飞机、大炮、步枪等武器，一共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牺牲了什么主权，暗中订下了若干卖国的密约，只有李、白两人和王逊志(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以后是广西财政厅长)及王乃昌等几个人才知道。

随着日本的飞机、大炮之输入广西，日本政府必须附有条件要新桂系聘请日本人做教官来作特务的渗透。当时在南宁军校有日本教官高桥大佐、市村野蜜、加藤少佐及下级军官军曹等二、三十人，炮兵营、通信兵团各有日本教官数人。这些家伙，都是以神明的子孙自居，态度骄傲，语言极不礼貌，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学员生凡是受过他们的教育的都极愤慨。通信兵团长陈道行就和该团担任教官的日本教官时常吵闹甚至拍桌对骂。派到广西航空学校教练飞行技(战)术的教官佐藤少校及军曹数人较为客气，担任飞行教练或飞机的检修、拆卸、装配等工作。佐藤是日本现役航空军官，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当时广西航校的学生在柳州由英国教官负责训练，佐藤少校在南宁专门负责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佐藤一行数人，一直到“六一”运动的前夕，才离开广西。

广西航空学校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派出第一批飞行员吕天龙、何信、朱嘉勋、温启钧等四人到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日本空军不是独立的军种，分属于陆、海军)学习，主要是学习单机和编队战斗技术战术，半年结业返国。第二批派教育长廖济群、飞行员陆光球、张伯寿、李膺勋、任阳之、唐健如等六人继续进入明野飞行学校学习。同时航空机械人员方面，派有教官蒙鹃魂、仪器员李玉华、机械员梁增光、廖振矩、李蕙园、黄孚新等六人入日本歧阜航空工厂学习发动机及航空仪表等。另有机械员林照祥、封家瑞、林文彦等三人入所泽航空技术学校学习管理及修理等技术。当时为这几批留学生担任通译的是白巨垣、王御之、韩汉藩、章泽群等。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日语说得还相当流利。派往日本留学的飞行员或机械员，都认为日本人在航空方面教育比起英国教官来要细致实在得多。我们从以上的事实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新桂系的另眼相看，如果不是勾结得相当紧密，是不会这样的。在抗日战争中，广西空军在归德、武汉、南昌、南雄等地区空战中，给日本军以相当重大的打击，这不能不与新桂系的积极训练空军有关。

新桂系还于一九三四年聘来日本陆军军官数名，在第四集团军总部及南宁军校军官陪同之下，编为三个参谋小组，到桂北一带侦察地形，准备构筑工事，为对付蒋介石及红军进入桂北的抵抗阵地。

新桂系和日本帝国主义搞得越来越亲热，当然不免引起广西人民和有爱国心的干部的非议。白崇禧曾欲盖弥彰地说:“有人说日本是我国世仇，最近又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在举国人民高呼抗日的时候，广西为甚么还买日本武器、聘日本教官、甚至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感到奇怪，我中国一切落后，军事教育和武器装备总不如人，对外作战总是失败。我们学习日本人的技术，增进我们的本领，买来日本的武器即可用来打日本人，所谓‘借锤子打铁’那有什么不好呢。”白崇禧就是用这些鬼话欺骗部下，为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解嘲。

还有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在抗日战争时，日本人“黑田”在广东买得难民证，沿西江方面混入广西，直往桂林，居然造访黄旭初官邸作不速之客。黑田和黄旭初是否谈了话不得而知，但令人难于索解的是：新桂系既不把黑田“冒昧”来桂的事实公诸于报端，又不把这个日本间谍押送重庆，仅仅拘留于象鼻山岩洞中。过了一些时日即一九四三年中秋，黑田乘守兵酒醉看守疏忽时逃逸。黄旭初据报，慌慌张张火急通令全省加紧侦缉，并晒黑田相片随令分发以资识别。黑田逃离桂林后，昼伏夜行，一直到了靖西将要越出国界进入越南境内的时候，才被我边防汛警所发觉把他扣留起来，押往桂林，新桂系才不得不将黑田解赴重庆。事情发生以后，我曾听见黄旭初含含糊糊地谈过这件事。究竟芦葫里卖什么药，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完)

冯璜将军

冯璜（1900—1994）， 原名冯丕璜，字壁如。广西容县人。

曾在广西陆军模范营当学兵、班长、文书。1919年升广西陆军第一师排长，获保送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1921年后历任营副官、连长、营长。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后任第七军二旅副官。

1928年到日本千叶县陆军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大队长。1931年任第四集团-卫团团长兼总司令部特别监察委员。1933年后历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学生队队长兼总务科长、航空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副校长、陆军第十五军团长、第四集团军教导总队总队长、航空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旅长。1939年任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兼民团周刊社社长。旋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参谋长、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副师长。5月入贵州遵义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结业后任第一七五师师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1941年兼钦廉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升为第三十一军副军长。1944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主任。1945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任军委会军训部参议。

1946年任湖南湘东师管区司令兼国民党湘东师管区特别党支部特派员，后任第八绥靖区参谋长和第六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底任广西省第三区（梧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任梧州警备司令、桂南军政区副司令（未到职）。

1950年1月参加起义，之后在广西第二图书馆、广西政治学校工作。1962年后在自治区政协工作，为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委员。